韩爱姐果真“出淤泥而不染”吗？

　　对于小说家来说，《金瓶梅》是座绕不过的大山，但凡读过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感受，进而对自己的写作产生影响，也会服膺于兰陵笑笑生不凡的笔力。正是二十多年前与一帮作家、批评家朋友对《金瓶梅》和《红楼梦》孰优孰劣的争论，催生了作家格非的这部《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因为我自己研究过《金瓶梅》的缘故，所以特别期待格非的《雪隐鹭鸶》，想从中看到他有哪些洞见，也想映照一下自己研究的指归。因为格非既是学者又是小说家的身份，决定了他在学者的眼光外，更多地会从小说家的手眼来打量、分析《金瓶梅》。

　　《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年间，仅有名有姓的人物就将近七百人，描摹的社会场景之广泛前所未有，堪称一部晚明的百科全书。举凡官场、商业、民俗、物价、交通、婚姻、性爱、饮食、服饰、器物、丧葬、曲艺，无所不包。满纸烟霞中，物质文化的细节饱满丰腴，这也是有异于以往各小说的地方。正如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中所言：“因为对一切的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西门府虽不似大观园那般钟鸣鼎食，但也家境殷实、衣食餍足，代表了百姓日用的极致境界，处处凸显出市井小民的寻常狂欢。

　　格非在《雪隐鹭鸶》卷一、卷二中，分别从明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金瓶梅》。比如白银交易的来源、契约社会的建立、法律的普及等等，这是很多论者都注意到的。而在东西方文化的“打通”方面，作者稍一用力，则别开洞天，如他借用西蒙娜·波伏娃的概念，说在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进程中，都出现过一个被称为“伦理学暗夜”的时期：“西方社会公开质疑上帝及其基督教伦理，中国则是质疑程朱理学及其世俗化的社会道德。两者的出发点都是大规模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价值和道德困惑。在新思想冲决旧有的道德藩篱的过程中，它需要一种既维护旧道德（主要是策略上的说教），同时又让新的思想观念得以出现（多半是以‘恶’的形式）的矛盾结构。我们知道，黑格尔在解读《拉摩的侄儿》一书时，一眼就看出了前者（道德说教者）的惺惺作态，而认为后者（赤裸裸呈现‘恶行’）才是狄德罗作品中唯一重要的东西。”

　　作者认为，《金瓶梅》万历本每回开头冠以道德劝诫的定场诗，正好与后面的色情描写起到“对冲作用”，以达到某种平衡；而崇祯本对道德说教的厌恶和悉数删除，使这本书的劝世和诫世主题发生偏转，而使作品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空前浓厚。的确，在阅读《金瓶梅》的过程中，我一直能感到兰陵笑笑生对人性、对社会、对政治的极度失望。他笔下的晚明时代充满了金钱、物欲、贪婪、狡黠、淫秽、阴暗、欺骗、倾轧，看得出作者的揭露心态。但作者的写作技巧又极高，对西门庆这样的人物也不是一味的贬低、抹煞，而是全方位的揭示和塑造，使其立体、浑圆，显示出性格的各个侧面，反映其生活的原生态。书中没有彻头彻尾的坏人，即使是坏，也坏中有好、坏得有人性；更没有纯粹的好人，有的只是人性光晕更浓郁些罢了。

　　我更感兴趣的是，作者从小说家的角度，拈出为我们所习见和忽略之处，指出兰陵笑笑生文笔的妙处。比如，他为何写两个未出场即死的人物——卓丢儿和卜志道？原来，写西门庆给小妾卓丢儿请郎中诊脉是为了引出在县衙门口看到武松打虎归来；写“热结十兄弟”的卜志道之死是为了让花子虚补缺。在润物无声中引出这两个人物，不生硬，水到渠成，可见写法之高超。

　　写孟玉楼的姑奶奶杨姑娘，提到她的前夫是“孙歪头”，格非点出这实际上是一种“最小化的人物塑造”，“要知道‘孙歪头’其实不是名字，而是叙事。作者将原本属于形象描写的‘状貌’，强拉到他的名字（称呼）之中，从而完成了最小化的人物塑造”。又如，在写薛嫂为西门庆给孟玉楼说媒时，捎带说事成之后让西门庆给她去年买春梅时答应的“几匹大布”，不经意的几笔就把春梅的来历交待得一清二楚。这种细密的有始有终的“对称”写法，让写惯小说的格非都为之叫绝。

　　历来论者多对李瓶儿性格前后的变化颇有疑义，我恰觉得这是符合“正反合”逻辑演进的，也正是显示兰陵笑笑生写作功力的地方。一个前期几乎与潘金莲无异的女子，暗度陈仓、谋害亲夫，二者唯一的区别是一个“富”一个“穷”，但到后期一个变得温良婉约，一个变得歇斯底里；一个处处维护关系，一个到处与人为敌；一个被动防守忍让，一个杀人不眨眼睛，两人各自走向一个极端。这种人物的多面和浑圆都是很多现代文学作品所不及的。

　　还有宋蕙莲，这本是一个进入西门庆视野时间很短暂、又很快消失出西门庆世界中的人物，但兰陵笑笑生对她的描写丝毫不弱。格非感叹道，“《金瓶梅》的文辞之妙，妙就妙在这些细微之处，一笔不肯苟且，一句不肯放松”。笑笑生肯在“小人物身上下死功夫，绝不因为是次要人物而作简单化、脸谱化的处理。每个小人物，哪怕是‘一过性’人物，都尽可能写得生动准确、自然合理，着实令人赞佩”。

　　全书的最后一篇《韩爱姐》，作者对《金瓶梅》至此脱离“欲望和金钱的世界”、韩爱姐“出淤泥而不染”将“情”置于至高无上地位做出了很高评价，认为韩爱姐是一个全新的不属于《金瓶梅》系统的人物，“曹雪芹正是在韩爱姐这个人物的崭新起点上，开始了他的创作”。对此我提出不同意见，原因有二。

　　第一，韩爱姐的父亲是韩道国、母亲是王六儿，韩道国是一个纵妻卖身、甘带绿帽的角色，在得到西门庆病故的消息后就发卖所运货物连夜跑路，没有一点羞耻荣辱；王六儿作为西门庆的面首，更是为了金钱甘愿抛撒一切的狠角色，韩爱姐本身又是一个权钱交易、给蔡京管家翟谦（惯于收受贿赂）做小妾的人物，这样的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怎么会造就一个“冰清玉洁”的韩爱姐？第二，韩爱姐恋上的是陈敬济，而此时陈敬济已逼死西门大姐、被吴月娘赶出西门府，他虽娶了葛翠屏，又与春梅暗通款曲，在码头开上大酒店，此时韩爱姐看上他，分明是看见了白花花的银子，哪里是什么真正的爱情。如果这就是格非要找的“新鲜而活泼的青春气息”，我则表示深深的质疑。应该不难看出来，笑笑生塑造此女最后的“节烈”，意在“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