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台北，再次到紫藤庐。这似乎已经成为我的惯例：每到台北，必到紫藤庐，跟主人周渝先生也已经十分熟悉，事先跟他说了一声，他就在庐中等待。进屋，十分热闹。很熟悉的气氛，我心里又一动，算是与周德伟先生的默契吧。
紫藤庐的老主人是周德伟先生，周渝先生的父亲。
2003年前后，大陆思想界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不公正，及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事实，曾经获得广泛支持的“市场化”受到广泛质疑。而自由主义思潮与市场化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我最初的价值观同样受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影响。面对公众的可以理解的质疑，我开始对这种自由主义进路进行反思，进而经历了一次思想转变。此一转变可用“保守化”来形容，而周德伟就是我完成这次思想转变的重要推动者。
当时，在艰苦环境中编辑《原道》、致力儒家复兴的陈明先生从台湾归来，撰写《紫藤庐及其它》一文，提及周德伟先生会通西方自由传统与中国儒家传统的思想进路。这一思路引起我极大兴趣。
在此之前，我已知道周德伟先生的大名，但仅知道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也许并非巧合，我的经济学知识背景与周德伟先生相同，俱归宗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且受哈耶克影响最大。新竹清华大学的朋友黄春兴先生曾提及，周德伟先生是哈耶克的嫡系弟子。先生曾翻译哈耶克的《自由宪章》，而我当时也正从事哈耶克思想的译介。
正是通过对哈耶克思想的解读，我开始了保守化转向。陈明先生提供的信息，让我十分兴奋。一个完整的周德伟形象呈现在我心中：既坚守自由市场原则，又坚守儒家传统。对正处于思想转向过程中的我来说，周德伟先生构成了一个典范，让我看到了自己前行的方向。
陈明先生决定在大陆出版周德伟先生的著作。为此，他将他在台湾影印的周德伟著作赠我，嘱我为即将出版的周德伟文集《自由哲学和中国圣学》作序。借由这个机会，我通读了周德伟先生的主要著作。此番阅读，令我如入宝山。随后我逢人便说，周德伟先生会通中西传统的思想进路及其所取得的思考成就，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义。
然而，当我这样热情推荐时，遭遇的回应通常是茫然和困惑。这并不奇怪，在现有主流现代思想史和现代史叙事中，周德伟先生完全被忽略了，因而也就没有多少人知晓。
现代中国思想、知识界之肤浅、庸碌，由此可见一斑。
周德伟是何许人也？
前几年，经过周渝先生的努力，周德伟先生晚年写作的自传《落笔惊风雨》出版，我应邀写作了一篇前言。从这本书可以了解周德伟先生的前半世。
周先生的人生极有传奇色彩。他曾经深度卷入国民党政治，直到三十年代初，他才决意退出政治。
1933年，周德伟负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投入当时经济系主任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门下，而哈耶克也正在这里任教，并与罗宾斯互相激励。周参加了哈耶克主持的经济学讨论班，仔细研读哈耶克的经济学论述。
这段时间，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鼎盛的时期，哈、罗两位与剑桥大学的凯恩斯展开论战，从而形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所说的“伦敦学派”。在国家干预主义方兴未艾之际，伦敦学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重镇。
周德伟与哈耶克的交往相当频繁，哈耶克特别指导周德伟研究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在与德国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展开的“方法论大论战”中的著述。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两年后，周德伟转学到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但哈耶克继续以书信方式指导他撰写完成了研究货币理论的论文。
正是这些专业训练，使周德伟成了一位杰出的货币政策专家。在台湾，他长期担任“财政部关务署署长”。
在周德伟接触哈耶克时，哈耶克的学术兴趣已经开始从纯粹经济学研究转向政治学。由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周德伟也自然地走向了一般的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哈耶克所复兴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于是，五六十年代，周德伟先生的官邸紫藤庐便成为台北主张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
周德伟始终关注老师哈耶克的思想进展。退休之后，他翻译了哈耶克的名著《自由的宪章》。他又曾于1965年连续写作《介绍海（哈）耶克给中国知识群众》、《海耶克学派的社会思想的研究》两篇长文，前者系统介绍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尤其是其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之艰深系经济学界公认，以笔者有限的知识，华人学术圈对于该理论的理解，无出周氏之右者。
周德伟思想深受哈耶克影响，尤其是其所持的自由观念，完全是哈耶克式的。他曾向胡适先生介绍《科学的反革命》。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系现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系统论著，而周曾与张就天赋人权进行争论。
周德伟对殷海光产生了很大影响。正是在周德伟那里，殷海光得到了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殷海光的自由理念因此有所改变。后来，殷海光的弟子林毓生先生到芝加哥师从于哈耶克，通过书信，把哈耶克思想介绍给殷海光，让殷海光思想有相当大的转变。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继受的自由主义，多来自于欧陆唯理主义传统，此一传统的自由主义主张，“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然而，哈耶克自从事于政治和社会理论研究以后，即极力清算这种唯理主义传统，而倡导自发秩序与有限理性概念。在哈耶克看来，传统中的大多数成分，比如宗教、语言、习俗等等，属于“理性不及”的领域。它们不是理性所设计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无从清晰地判断其对我们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态度是让他们自发地演进。
哈耶克进一步证明，这些自发的演进的传统，未必是自由的妨碍者和敌人，相反，传统是自由的朋友。传统尽管其本身并不构成自由本身，但却可以与自由兼容。
周德伟接受的就是这样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自由主义传统中，这可属于异类。周德伟是自由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儒者，不仅在道德观念上，也在思想学术上。他不只是对儒家持一种同情的理解，而是真正地深入到儒家传统中，会通西方自由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他没有将西方自由哲学传统与中国古典思想对立起来，相反，在他看来，这两者之间共通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比如他指出，礼治与法治之间是相通的。
周德伟的价值在于打破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迷思：传统有悖于自由，为了自由，必须摧毁传统。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思想太不合肤浅自由主义者的常识，因而，很遗憾，周德伟先生的洞见，在台湾没有什么人重视。所以，周渝先生对着游学的大陆学者、企业家说：“能理解我父亲的，就是秋风”。
我愧不敢当。我把周德伟视为我的思想引领者，目前正寻机在大陆结集出版周德伟文集。手头的周先生文集，都是当年先生自印的，连个正经出版社都找不到！每念及此，心中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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